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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娱乐平台acc|社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芳华40年 智库和它历经的时代
2020-01-07 10:08:00   来源:未知   评论:3054 点击:3054

芳华四十年:一个智库和它历经的时代 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建所40周年李银莲在北京城西的三里河路东侧月坛附近,有一大片掩映在绿树林里的六层红砖楼。1978年4月5日成立的工业经济研究所的筹备人正是中国经济界的传奇人物——马洪。在4月2日举行的庆祝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建所40周年大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吴家骏回忆说。国家与企业的关系问题,视为改革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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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娱乐平台acc,芳华四十年:一个智库和它历经的时代 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建所40周年

李银莲

在北京城西的三里河路东侧月坛附近,有一大片掩映在绿树林里的六层红砖楼。大多数时候,这里总是透露出一种平静、安逸的居家氛围。

月坛北小街2号院坐落其中,尽管这三栋四层的苏联式建筑楼外表已经斑驳,但若时光倒流40年,这里却是中国经济理论和改革政策研究的绝对高地。

从70年代起,最重要的经济学者薛暮桥、于光远、马洪、蒋一苇、吴敬琏、周叔莲等都在这里留下了活跃的身影。而后来从这里走出的李扬、樊纲、蔡昉、刘世锦如今依然活跃在中国经济政策、理论研究一线。

弹指一挥间,40年岁月如白驹过隙,当年来来往往的年轻人有的走上了国家领导人的岗位,有的著作等身,笔耕不辍……各自以不同的姿态,参与到共和国工业经济发展的历史洪流中。

小楼东风来

1977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开始改革,单独建立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原经济所工业组、农业组、财贸组的基础上分别建立了工经所、农村所和财贸所。1978年4月5日成立的工业经济研究所(以下简称“工经所”)的筹备人正是中国经济界的传奇人物——马洪。

上任伊始,他为工经所下属的三个研究室广纳人才,其中最有名的是将当时在廊坊石油管道局工作的朱镕基调入工经所,主要负责工业和科技发展研究。

1978年对中国而言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光明日报》在1978年5月11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以此为开端,全国各行各业掀起了一场以“解放思想”为基本内容的启蒙运动。

当时在经济领域,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如何重建市场经济,作为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同时更是一个重大的现实经济问题摆在了研究者面前。

“当时的第一个重要的基础工作是摸底经济实情,从1977年下半年到1978年上半年,工经所组织了十几次双周座谈会,我协助马洪把十几个部委的计划司司长、政策研究室主任分别约过来,马洪亲自主持和提问。”在4月2日举行的庆祝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建所40周年大会(以下简称“周年大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吴家骏回忆说。

“双周座谈会”当时是一项颇为“神秘”的会议,实际用意是为制订下一步经济政策做准备。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双周座谈会”在工经所定时召开,工业、科技等十几个部门,会后以要报形式向中央报送。

随后在1979年至1980年,马洪受命领导和组织100多人的经济结构调查组,通过经济结构方法加以系统分析,开展了自1949年以来最认真、最彻底的国民经济大普查。正是这次经济普查为后来决策层形成系统的经济政策提供了依据。

改革开放之初,对于国有经济改革方向争论较大,马洪在1979年9月的一篇论文中提出,“改革经济管理体制要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入手”,扩大企业在人、财、物和计划等方面的决策权力。

副所长蒋一苇针对中央集权的“国家本位论”和行政性分权的“地方本位论”,提出了“企业本位论”。他在著名的《企业本位论》中指出:我国对经济体制做过多次改革,但主要是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上做文章,只考虑如何更好地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却忽视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发挥直接掌握生产力的企业与劳动者的积极性。国家与企业的关系问题,视为改革的核心问题。

小楼内的思想激荡很快在小楼之外的中国燃起了星星之火:放权让利、扩大企业自主权成为中国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的突破口。从1978年起,扩权让利试点、实行经济责任制、实施利改税改革等措施通过《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关于国营企业实行利润留成的规定》《关于实行工业生产责任制若干问题的意见》等系列文件进行落实。

扩权让利的实施激发了企业超额完成计划和增产增收的积极性,工业企业试行利润包干的经济责任制,后来转为激励企业增收的“利改税”政策,并最终过渡到“以税代利”的阶段,完成了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的探索。

其中鲜为人知的包括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写入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提法。而这一重要的经济理论突破的最初文本正是起源于马洪委托时任工经所副所长的周叔莲起草的《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再思考》一文。

而这成为后来探索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起点之一。

  实践出真知

1978年是中国的新起点,同时也是一批人的人生新起点。

这一年,工经所招收了第一批硕士研究生,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历程的近距离亲历者。

多次参加中共中央全会、《政府工作报告》和“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规(计)划起草工作的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就是其中之一。

在周年大会上他回顾了20世纪80年代初“头号工程”宝钢建和选址时的情形。一期工程在仓促中上马,但是建设中很快遇到问题。工经所的专家团队参与调研发现,当时选址宝山,一方面需要在宁波北仑港转驳铁矿,另一方面,施工地地基承载力为软土层,须进行大量基础打桩加固工程,这也将抬高生产成本。与之对比的是70年代韩国建设了浦项钢铁厂,年产钢能力800万吨,投资20亿美元,而当时宝钢厂的投资比浦项高出两倍以上,建成后最终年产能力却只有浦项钢厂的四分之三。基于调研论证,宝山炼钢厂二期工程暂缓,避免了当时的盲目投资。

同期考入,后来成为工经所所长的吕政,则在1989年作为理论室主任接待了来自当时苏共中央的访问团。这个过程中了解到当时苏联的情况正在起变化:经济结构失调,轻工业和农业供给不足,物价飞涨;苏共党政官员腐败严重等…… 这些信息指向一个结论:苏联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不到两年后苏联解体,而20世纪90年代,当时的中国也站在要坚持计划经济体制还是向市场经济继续改革的十字路口。一个由薄一波牵头,包括吴敬琏、马洪和吕政参与的小组讨论了如何从苏联的教训中总结经验,这些结论最终以内部报道的形式提交给了当时的最高决策层。1992年,邓小平“南巡”,改革的春风自此吹响中国大地。

“除了理论创新,在重要政策支持、重大项目论证咨询上,工经所都在过去的40年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郑新立表示。

这些贡献背后无不看出,工经所里走出的经济学者将老一辈研究者孙冶方、马洪处沿袭下来的主张“理论联系实际,深入实践调研”的学风贯彻到了研究活动中。

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工经所的研究时刻与中国经济发展现状共振。《中国工业发展报告(2003)——世界分工体系中的中国制造业》客观地分析了经济全球化给中国制造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提出了真正的世界工厂,不是一般的“为世界市场大规模提供工业产品的生产制造基地”,而是“高品质、高技术”的世界生产制造基地的论断,阐述了当前中国制造业的优势和问题。

第四任所长的陈佳贵则带领研究团队,于2004年在深入研究工业现代化理论和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构造了工业现代化水平指数,全面分析衡量了中国工业的现代化水平。首次科学地判断中国的工业现代化的进程已超过了三分之一的历程,这为后来中国未来经济现代化战略的核心是“提高中国工业现代化水平,促进中国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的转变”提供了理论支撑。

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和实践是工经所的长期关注领域。第七任所长金碚在这个领域提出“国有企业是特殊企业”的代表性理论。在其出版的专著《何去何从——当代中国的国有企业问题》中,深刻阐述了国企的特殊性质、在国民经济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主要优缺点和历史使命。而后,论文“论国有企业改革再定位”,将国有企业改革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

现任工经所所长黄群慧表示,坚持问题导向、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鼓励创新导向、秉持实事求是工经所的精神。40年来,从提出了“企业本位论”等著名理论,到近千部著作、发表上万篇论文、近3000篇调研报告,工经所的研究领域遍及国家改革发展的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 ,三本著名学术期刊始终追踪和引领学术前沿。《中国工业发展报告》已经连续出版了22年,成为我国工业发展领域最具权威性、系统性、学术性和思想性的综合性研究成果。

  迈步新时代

工业经济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之一。工业企业改革既包括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也包括非国有企业的发展。而在过去的40年期间,这个改革历程还交织着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以及中国社会政治经济转型的需求。

在推进中国工业发展的过程中,中国政府能够根据不同阶段的实际情况,适时地提出了轻工业优先发展、大力发展基础工业,以及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等一系列工业发展战略,背后来自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功不可没。

曾经与马洪共事7年的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谢伏瞻表示,从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到对外开放,从应对新工业革命浪潮到《中国制造2025》战略实施,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到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经营管理规律,从产业转型升级到改善产业发展和企业营商环境,针对这些重大的经济改革发展问题,工业经济研究所奉献了一大批具有重大影响的研究成果。党的十八以来,我国进入新时代,新时代面临新机遇、新挑战,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承担着新使命,也应该有新作为。

“这个时代,如何提出真问题,新问题,依然是对研究者的重大考验。” 作为从工经所走出来的研究者,中国科技金融促进会理事长王元说。

国际金融危机后,欧美等工业化国家认识到“制造业空心化”所带来的巨大问题,纷纷推出“再工业化”战略和各类制造业振兴计划,包括美国的《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德国工业4.0计划和法国新工业战略等,掀起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热潮。而我国也适时推出了《中国制造2025》,这对推进我国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深化我国工业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2016年,工经所课题组发布了《工业化蓝皮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业化进程报告》,其中指出,2014年中国的工业化综合指数为83.69,位于工业化后期的中段,“十二五”时期中国的工业化年均增长速度为4.4%,“十二五”时期中国工业化水平有了实质性的提高,从工业化中期步入了工业化后期,这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

尤其在2013年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一带一路”构想提出之后,中国和沿线国家紧密合作,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正向溢出效应将能够为建立一个双赢、合理的国际分工体系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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